农村基建“套路深”,这会不会成为宏观经济的惊喜?
2019-10-09 10: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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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:青野有枯荣(ID: Tsingyeh_Story),作者:青野,封面:东方IC


不知不觉又进入了四季度,到了研究员们最抓狂的展望明年的时间。


回顾过去几年的一致预期,似乎都无一例外地“计划赶不上变化”,在一年反复而痛苦的验证中被无情打脸。达里奥的一句名言“靠水晶球为生者注定吃下碎玻璃”(He who lives by the crystal ball will eat shattered glass),成为了大家顾左右而言他时心照不宣的真相。


最近达里奥提出的另一个概念,“范式转移”(Paradigm Shift)引起了颇多讨论。未来如同一片陌生的夜空,其中最闪亮的星,也或许并不在传统的星座之中。不妨抓住头脑里一闪而过的、“还有什么没想到”的流星,对此大开一通脑洞,说不定就蒙对了呢?  


那么站在2019年的此刻,宏观经济的下行似乎已经是众望所归。那么,还有什么能够成为这颗“流星”呢?是贸易峰回路转,还是信用柳暗花明?是地产朽木逢春,还是消费中流击水?笔者认为,相对赌注现实的反转,理解一些广为忽视的事实,或许更能够为预测提供基石。而这个基石,可能就是农村基建。


自从2017年十九大将“乡村振兴”明确为国家战略以来,关于农村基建的进展屡见于报端。从规划来看,农村基建从公路、水利、能源、电网、信息化、农村金融六方面齐头推进,已取得不少成果。


根据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目标”,到2020年乡村振兴应取得重要进展,但时间已至2019年,我们却仍然难在官方的数据上观察到农村基建的进展——尽管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缓慢回升,但似乎远远没能反映农村基建“理应庞大”的体量。其中发生了什么?又隐含怎样的意义?笔者认为,这或许将成为理解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所需要掌握的一块拼图。



农村基建新闻。来源:网络


差序格局的具体定义具有颇多争议,但大意可以理解为传统社会中以血缘亲缘为脉络的人际关系格局,更广义地,它也构成了社会资本分布和社会治理的基础。理解差序格局,更好是在历史的语境予以把握。


中国历史有句俗语说“皇权不下县”。在县以下,中央的官僚统治让位于乡贤族老的治理。这一安排既是出于财政成本的考量,也是对农村千百年的规则的顺应——毕竟在一个以血缘、家庭和伦理紧密绑定的社会中,鲜有游离的“原子化”个体供外来的权力体系俘获。故而许倬云、鲁西奇等史学学者将这一现象总结为“内在的边陲”和“帝国的夹缝”概念,即:中华帝国的有效统治疆域,只有点和线(城市与道路),却没有面(乡村)


明朝驿路图,显示了明朝统治力量的动脉。来源:大数据与学术地图


而时过境迁到今天,我们仍能看到这道鸿沟的影子。一句“别把村官不当干部”的俗语,就折射了在表面上统一的官僚话语体系中,农村治理和城市治理之间的 “双轨制”差异。作为自治角色存在的村官并不属于官僚编制,其权力也非来源于上级任命,而是选举和监督。


这意味着在官僚体系内上行下效的执行逻辑,在农村要面临的传统逻辑的挑战。乡村民主的安排植根在“差序格局”的土壤里,已经展现出对村官行为真实的约束和生命力。甚至可以说,在中国许多的农村,已具备相较城市更强的主体意识。


同样地,相对于城市中已然成形的现代商业规则和公共品生产流程,农村的游戏规则更加灵活。具体到农村基建上,从立项、拨款、采购到施工的诸多环节,以及金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,都可能有“另辟蹊径”的一面,从而导致它们在官方统计数据中遁形。


周雪光教授曾在《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》中提供了一个21世纪初的田野调查的案例,可以反映农村基建的一种典型情况。在案例中,FS镇上坡村充满政治抱负的支书,积极地响应“村村通”工程进行本村的道路建设。但除却政府极为有限的财政支持外,其余的资金筹措,是他通过自己以及村民的私人关系、以及向建材厂商、工程队“赊人情账”“乡情捐赠”“抵押集体资产”等方式完成的。


尽管这一模式固然存在缺陷,例如可能侵蚀集体资产、恶化举债能力,但需要看到的是的,其过程中有相当部分属于社会资本的撬动,以及要素所有权的活化,这些“土办法”也在近几年得到了政策上的明确支持。可以注意到,道路最终完工的工作量,实际上对应的是极少的财政和金融资源,其最终的核算额可能也远远低于真实的经济拉动。


此外,当前的基建投资数据,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农村基建的全貌?根据统计局的解释,当前“固定资产投资(不含农户)”的口径具有两个门槛:“包含原口径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农村企事业组织项目投资”“总投资500万元及500万元以上”。


结合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,尽管前者包含了农村基建的范畴,但“规模以上”的总投资额筛选,往往会将大多数“另辟蹊径”的农村基建项目排除在外。透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,显然看不到农村基建“聚沙成塔、星火燎原”的状况。


基建投资增速低位平稳。来源:Wind


此外值得一提的是,尽管近两年“宽财政”姿态积极,但实际到位的资金可能相对有限,从而对基建构成了限制。9月24日,财政部部长在回应记者“基础设施投资依然比较低的原因”提问时,即提到“关键就是要把各方面的资金投到合理的项目上去,形成实物工作量”,这与9月4日国常会的表述是一致的,表明资金到位可能是目前限制基建投资的短期原因,但这一瓶颈大概率将逐步得以化解。


此外,国常会明确强调,“(明年)专项债资金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相关领域、置换债务以及可完全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项目”,这显然是针对2019专项债融资额多数投往土地储备、棚改等“实物工作量”较低的领域的情况,在政策上做出的调整。


政策同时扩大了对城乡电网、农林水利、冷链物流等领域的支持,与7月30日政治局会议“有效启动农村市场”“补短板”等定调一脉相承。在以上的政策背景下,乡村基建以及整体基建增速,可能将迎来斜率更高的提升。


2019年专项债流向。来源:Wind


根据笔者可得的资料,预估2018年~2020年,农村基建投资的规模约在4.5亿元~7亿元之间。若将这个规模全部装进基建投资的口径中,中性估计将构成8%-10%的拉动。这种规模的实际效果,用来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与内部的结构性改革,从而对宏观经济形成“托底”,或许是有余裕的。


以此为基础,去理解最近两天重新为市场关注的“定力”一词,去推演更远的时间里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和政策的动态平衡,是否又将出现新的情景和结论呢?


在传统范式的框架中,有一个观点始终很受欢迎——当前“低垂的果实”已被摘尽,确然如此。但移开视线,中国大地上那些宽阔“面”,还沉眠着数千年来厚重的力量:农村基建只是广阔天地的冰山一角,除此之外,普惠金融、明确产权、土地流转和抵押,等等要素的引进、活化和再发现,都将成为唤醒“改革红利”的层层序曲。


半个世纪前,亨廷顿在写作《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》时,曾提出“绿色革命”一词,来形容农村-城市相对力量的周期性变化。如今我们可以相信,城市化红利的释放已趋于平稳,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。


而下一个值得期待的周期,一方面来自于踮起脚尖,伸手摘下至精至尖的高枝之果,而另一方面,也正来自于弯腰向下、聆听鸡犬相闻和原野麦浪——那是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的革新以及复兴。


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:青野有枯荣(ID: Tsingyeh_Story),作者:青野,封面:东方I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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